一度以为自己已经戒掉了“悲壮”这个词，这一周却持续为这种情绪感染而激动，激动的时候就忍不住地说话，最后又不知自己究竟能说些什么，于是长吁短叹。
没想到还真借着了《人民文学》1987年9月号，和这年下半年其它期一道被装订成一本，枯黄枯黄的，中间藏着一篇著名的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当年让冰心老人家读罢含泪提笔发出《我请求》的呼吁。
我们领导推荐得没错，20年前的某些话语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代课教师们。唯一不同的是，20年前我们是站在整个国家民族前途以及文明传递的高度在为教师群体呐喊，今天我们是在为这一群体中占相对少数的边缘人哭泣。这样的不同，也许就是所谓进步的标志之一——至少，前面的问题已经部分解决，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回复到了应有的位置，现在讨论的只是他们中很少的一部分。
但是，我不清楚这相隔20年的部分偶合，是否意味着这个国家在急速发展20年后，某些东西其实一直在原地踏步。为了配合这古老机器的加速度前行，有一批人的确是在这长长的链条上艰难负重，悲壮地耗损着自己。这样付出的结果，举个不恰当的类比，在武器装备严重落后对手的岁月，手托炸药包炸毁敌人碉堡的战士，以英雄的形象被后人铭记；而这些在岁月光阴中耗损的年华，不仅其付出和回报严重失衡，临到最后还要被扫地出门，其传承与撒播的价值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才隐约在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身上三五呈现，而彼时他们自身却早已湮没在无人知晓处。真的无人知晓吗？是真的无人胆敢站出来承认并有足够的力量让他们回到应有的位置罢了！
很多人自然而然地会在这个事件上联想到效率与公平，站在代课教师的立场当然有千万个在发展中讲究效率但不能忽略公平的理由。我今天忽然想站在反方向来揣测。
2006年大举清退代课教师，是为了提升教育水平追求效率；1985年第一次大面积清退临时民办教师，同时农村教育师资匮乏的时候，他们的出现或者留守就何尝不是讲求效率的结果呢？再说公平，不管他们是不是被《教育法》承认的“教师”，不管他们与当地教育局或者学校签署的是何种劳动合同或者协议，他们自愿赴教学岗位任职并获得薪酬，就是与之达成事实上的劳动契约关系，并默认了双方的薪酬待遇等问题。如果教职一方对此持有异议，完全可以结束契约，开始另外的职业。所以，在清退之前的所有蘸着强烈感情色彩的问题，都不在讨论之列。
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总会提到的著名的“待遇留人”、“情感留人”等技巧，兴许也能为教师们艰难执着固守岗位自圆其说——这个职位是他们的生计来源、情感寄托。再恶毒一点，就是他们并没有在这个社会顽强生存的其它技能，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好的去处——那好吧，人人都以百分百强势角色出现各谋出路，由那120万孩子们去好了！
好，且当以上理由成立，那问题最焦灼的点在哪？就在清退补偿问题上——南方周末的报道里说，不少人最后领着300－800元不等被打发，更不用提养老金了。
目前我们都还不知道代课老师签署劳动合同与否的问题，而且很多人都是在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前被请出校园的， 无从从法律上进行论证——事实上本人也外行。
都是人啊，那就站在最基本的人的立场说说吧。“凭什么就这样欺负人？”早就有人忍不住跳起脚来说话了——“混帐东西，什么都是上头说了算，泱泱大国大国，人间道义何在、社会正义何在？！”
没错，说到正义，柏拉图两千多年前就在《理想国》里借色拉叙马霍斯之口说了，“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没有对等的权力，没有平等的话事权，哪来的正义呢？显然，这是一场强弱对比鲜明的博奕，弱者更是悲情地饰演着在这滚滚车轮中注定要被牺牲的角色——牺牲，牺牲本身就是多么不人道的一个词！可为什么就一定是他们呢！他们孤独沉默紧紧守护着不被弯曲的脊梁，承担的已经够了！将他们推向深渊的同时，是在把谁钉在屈辱的十字架上？耶稣在临死前为那些即将杀死他的人们祈求说，“主啊，请原谅他们，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等到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无可避免地既成定局，那时我们该如何腆着刺痛的脸颊祈求老师们的原谅？
不少人寄望，那双大手只要轻轻一抬，就可以阻止他们破碎的命运，甚至迅速扶平最大的凹凸起伏，但是它会吗？什么时候呢？
震惊、愤怒、悲悯都无济于事，希望自己变得很强大、瞬间释放莫大的能量也只是美好的愿望，更多时候，个体生命只能默默咀嚼并自行化去那样的情感然后继续坚忍生活，兴许我们还可以用最笨拙的方式以最绵薄的力量点燃微微的光亮。
关于这个，1月22日有一场讨论，师道尊严 人道尊严 关注“最后的代课老师”网络交流会，我有些期待自己能伸长脖子抽离现场的声音和人群，把局面看得明白些。